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刚刚纪念了结束文化革命三十年，很快又要纪念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年。

　　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列世界上行驶速度最快的经济列车，持续保持了高达10%的年增长速度，经济实力的增长超过十倍以上。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中国，相当于30年前的10个中国。2006年我国GDP总量已达20万亿人民币，排名世界第四。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解放了中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过去长期被禁锢的人们，被命中注定地束缚在某一个工厂或者某一个村庄的工人农民们，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移、自由劳动、自由创业的权利。几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城乡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到新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由此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物质产品和消费服务，流向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起飞，换取了第一桶金，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比较好地解决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就业问题。

　　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一切事物都有自身的辩证法，有利必有弊。长期依靠大规模、低成本、低素质人力资源支持的经济增长，也带来很多问题：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企业对生产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技术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和复合技能型人员，特别是高技能人员的需求大幅度上升。但是，一方面原有工人队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教育系统也不能适应新形势培养出适用后备劳动者，导致出现严重结构性失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每年应届高等院校毕业生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技术人员匮乏。一般技术工人的供求关系是一比二，高级技术工人的供求关系达到一比八至十。供给严重不足。

　　第二，随着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卖方市场，迅速变为买方市场。又由于分配向资本倾斜，广大劳动者普遍工资收入很低，消费能力很弱，国内消费市场迅速饱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益偏高，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多数人相对贫困，导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加剧，基尼系数几乎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这是造成国内不和谐的最大原因。

　　第三，在国内购买力不足、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品不得不大量低价销往国际市场。我国经济全球化关联度大幅度提高，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0%。但由于劳动力素质低，产品科技含量低，在国际产业链中，长期处在最低端，在许多产业的每百元新增财富中，我们的份额甚至只占5%到10%左右。美国人管标准，拿大头；日本人管技术，拿中头；中国人卖劳力、打清工，只拿小头。我们不但吃亏太大，经济安全的风险也大大增加，经济活动受制于人。比如，现在美国经济的景气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让我们紧张，因为美国的经济只要下降1%，我们的出口就要下降6%。

　　第四，由于中国产品是低成本、低价格行销全球，我们用自己的汗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应该说做了很大贡献，但反到不落好儿。我国和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我国外汇储备现在高达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一，而且增长势头不减。按目前速度，到201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的惊人数字。现在钱多了也是问题。央行手里的这些外汇，真不知怎么才能保证安全。拿在手里花不出去，想买些好的、贵的东西，人家还不卖。比如尖端武器，比如一些高科技产品，人家不卖给你。顶多就是卖给你几架飞机。我们已经花几十亿买了不少好飞机，但是也花不掉那么多外汇。只好拿去买人家的债券，等于又把钱借给美国，让它再来买我的商品和股票。这本身就是个怪圈。这还不算，还引起人家的强烈不满，现在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可兑换的经济压力越来越高，甚至有些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所以，恐怕这又是造成国际上不和谐的原因。

　　第五，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低，无法满足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要求，无法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的科学技术含量，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无法适应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无法支撑我国进入新工业化阶段的要求。

　　还是这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刚刚过去的三十年相比，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也就是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说的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为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作出相应的转变，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方面主要是以下两条：

　　第一条，从单纯的数量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变；

　　第二条，从体制性的、战略性的、相对粗放的人力资源开发，向制度性的、技术性的、相对集约的人力资源开发转变。

　　只有实现了这两项转变，我们才能真正落实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的要求：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努力使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

　　中国地域宽广，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差异极大，最终我们只能选择走上梯次发展的道路。我国东部地区自然条件好，思想观念新，经济发展快，就业容量大；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一马当先，功劳卓著。现在人均GDP普遍达到5000美元以上，部分发展更快的地方人均GDP直逼一万美元，远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已进入工业化、现代化中期，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大，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大幅度提高。

　　因此，我国东部地区有必要、也有可能率先举起素质就业大旗，率先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率先建成城乡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实现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这样一个目标。

　　实现以上目标，要靠政府、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现在特别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我国的各项改革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

　　今天，政府一定要站到建立和谐社会，破解发展迷局的高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劳力过剩而资本匮乏，我们的政策在当时更多地向资本倾斜，有它的历史原因。那么，今天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让工人队伍强大起来，让工人队伍成为社会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从经济上看，这是确保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下一步的增长能有重要的人力资源储备和支撑，能有动力保证的关键。从政治上看，则是平衡社会利益，防止继续两极分化、防止扩大贫富对立，实现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

　　现在有了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好条件，就是政府不但可以出台政策，而且政府有了点钱。我国财政收入，在过去十五年始终保持高于15%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更达到每年增长20%，远高于我国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政府掌控的公共财政资源来支持这件事。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严格地说，政府的钱属于二次分配，通常用于转移支付。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不是要单纯消除或削弱贫富差别；不是单纯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以保证经济安全。如果我们仅仅是单纯追求以上目标，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社会保障或通过扶贫，把钱直接支付给老百姓，支付给工人农民就行了，这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是希望改变生产领域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经济实力，同时提高劳动者在一次分配领域中的份额，改变劳动相对于资本处于不利地位的这样一种格局，所以这个任务就相当复杂。

　　实际上，政府不可能包办这件事情，因为政府本身不可能直接进入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第一次分配领域。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包括政策和财政投入，只能起引导作用、杠杆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需要最终引发企业、学校和劳动者个人作出努力，实现经济活动和生产领域的这种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上海首创的公共实训基地，这样一种形式，就是政府力图引导解决好这一过程，又摆正自己的位置，保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不越位的一个尝试，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用二次分配手段，用公共财政资源，引导生产领域、经济活动领域的变革，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概言之，当前，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学校的基础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关于学校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我去年年底随同小建部长去四川时做过一个讲话，就不在这重复了。核心的一点：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校企结合、产教联盟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学校教育脱离经济、脱离生产、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企业能不断得到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能持续不断地根据生产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和再培训，最终建立起终生教育体系，创建出学习型企业。

　　我们相信，在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引导下，通过学校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逐步完成从数量就业到素质就业这样一个新转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