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是近几年多方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为解决这一矛盾，国家出台许多调控政策，引导每年数百万毕业生的就业方向，2005年发布的 《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就是一例。该意见针对大学生就业存在的 “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中西部一套房”的怪现象，希望引导他们不要扎堆大城市，要去中西部就业，到基层就业，最好进村，进社区。

　　可以说这类宏观调控既缓解了就业的地区结构性矛盾，还为基层建设增添了人才储备。无数个像常俊这样的年轻人在国家号召下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可是，类似社区工作者的岗位待遇，由于历史原因，缺乏规范的增长机制，与市场化工资决定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激励机制严重脱节，从业者的待遇远远落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之后，甚至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这就有点要让马儿跑，又让马儿少吃草的意味了。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职业的工作内容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待遇分配仍然沿袭旧有模式。以社区工作者为例，原来从事这一工作的都是退休的老大妈，甚或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兼职，当时的工作也比较简单，相应地待遇水平仅是象征性地补贴。然而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事务要靠社区来完成。它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区职能的加强，反过来对社区建设诸如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社区文化等提出更高标准，争创示范社区、充分就业社区等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工作繁杂，承担众多政策的贯彻落实。这些对社区工作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实现社区干部的专业化、高素质是必然趋势。国家出台政策也极力引导大学生进入社区，这时的社区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份正儿八经的职业，依靠它得以安身立命，如果待遇给付仍然沿袭补贴的思路，显然是与社会发展脱节太远。

　　固然，提高类似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水平，对于地方财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需要调整财政分配方案，但是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迫在眉睫。